新华财经北京12月15日电题：后疫情时代的全球金融治理变化与中国应对

　　作者：《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项目(课题组)资深专家、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张平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的欧债危机后，IMF依据购买力评价认为，2013年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GDP份额超过了发达经济体，而中国GDP占全球份额更是一路向上，相应地提出了调整全球金融治理格局，2016年增补中国进入SDR.2018年G20全球金融治理名人小组开始着手了一份《未来全球金融治理》的报告，提出了基于G20主导的、去中心化的新多边主义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提出了22条建议。2020年全球经济受到了疫情冲击，新的多边主义治理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里既有发达国家各自为战的策略，宏观政策协调机制被破坏，也有国际政治关系的复杂化，政治共识困难等，更有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在疫情冲击下，中国“先进先出”，经济恢复迅速，中国GDP与美国差距进一步缩小，2020年美国占全球25%，中国占17.5%，预计2021年中国GDP超过了欧元区GDP总量，不论国别还是货币区都是世界第二位。中国更应积极参与到基于G20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调整中，应对全球经济与金融波动，改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一、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的现状

　　全球经济增长此消彼长，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断发展，在实体经济上不断提高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变化慢于实体经济的变化，引起实体与金融权利的不平衡。

　　1。全球金融治理的等级秩序没有变化。这次疫情冲击后，全球金融格局没有太大变化。全球货币金融的格局依然是按照原有等级秩序进行治理和协调。全球货币之锚从“黄金—黄金英镑-英国国债”，而后转到“黄金-黄金美元—美国国债”，逐步形成了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储备货币国的货币及资产，即全球金融安全资产的提供。其他国家为非储备货币国，非储备货币国家的央行货币发行多以储备货币国的安全资产(货币或国债)、黄金等作为抵押进行本国货币发行，以此展开金融活动。

　　中国2016年以后加入了SDR，成为了第五个特别提款权的国家，中国国债已经视为国际安全资产，也成为了全球债券，中国国债存量的一成和新增量六成都用于全球资产配置。中国当前仍是一个准储备货币国，因货币不能自由兑换，依然难以成为真正的储备货币国，其货币发行方式依然以外汇占款为主的央行资产，保持了非储备货币国的货币发行特征。

　　2。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治理参与与投票权利低：治理目标、组织、投票。从全球治理来讲，全球治理中有很多治理目标，包括1)制度规制；2)促进发展；3)防控风险；4)政策协调等。也成立了若干组织，包括成立了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清算银行(下设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保险监管协会、国际存款保险协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国际审计与见顶准则理事会、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中国在IMF投票权中占到16%，在世界银行投票权占4.42%，印度更低得多，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治理参与与投票权利较低。从全球的目标以及各类组织来看，基本上是G20主导了全球的规则制定，而G7主导了G20的规制制定。我们可以看到全球金融体系的等级治理秩序。货币金融协调的等级决定了储备货币国家，包括央行的利率政策、财政政策、目标影响全球金融秩序。

　　尽管2013年以来实体经济有很大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占全球GDP的份额持续上升，按平价购买力计算超过了发达国家，但金融治理等级的格局没有变。这种不对称性为世界金融与实体的分离和治理产生了冲突。

　　二、疫情冲击后的变化趋势

　　疫情冲击下美国、欧洲2020负增长，中国保持了正增长，而且没有像发达经济体采取了激进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进一步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人民币持续坚挺，中国经济韧性强。这次疫情冲击导致了发达经济体负增长和更为激进的财政货币政策，储备货币国家的新政策(财政-货币)工具的使用在不断地挑战储备货币国家的信用底线。

　　1。疫情冲击导致储备货币国家的新政策工具不断挑战信用底线。

　　这次疫情以后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呢？疫情冲击后没有改变金融等级、治理体系、宏观协调等，但是储备货币国家不断推出的财政、货币政策新工具在挑战储备货币国家的信用底线。

　　首先，储备货币国家积极推动了财政金融一体化的新政策工具。美国央行资产负债表扩表创新高，灾后重建的财政支出账单不断增加，财政-金融一体化加快。欧洲也一样，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而且加大了欧洲发行的欧洲共同抗疫债券，加速了欧洲财政一体化进程。第二，欧元区、日本各国纷纷采取负利率政策，负利率资产一度高达约35%上下，随着经济恢复，比重有所下降到20%强，但负利率资产似乎长期存在了；第三，储备货币国的货币目标越来越不一致，盯住通货膨胀，到美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目标，将通货膨胀当作“临时性”特征，欧洲则更多容忍通货膨胀。美国2021年一年的通货膨胀导致其实际利率一直为负，由于货币目标的放松，实际负利率挑战更大。第四，全球治理的非金融共同主题越来越多，需要金融的协调。当前全球经济的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最低税收、劳工保护等，特别是碳关税、碳汇交易、碳金融等都需要更多地在金融领域协调，但相关金融治理慢于了非金融领域的发展。第五，加密货币在这次疫情中兴起，国际清算银行正在联合各国央行数字货币桥的测试，加密数字货币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为代表的主权货币体系进入竞争状态，小国已经尝试用加密货币作为其货币发行抵押物，随着数字世界的扩展，加密货币形态是对现有储备货币国家的信用挑战。第六，这次疫情冲击，没有明显延续新兴市场增长超越发达国家的趋势，只有中国一枝独秀，依然推动了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GDP中的比重上升。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是发达经济体金融提供安全资产，处于金融统治地位。金融治理与实体经济份额的衰落明显不对称，而且内部也出现了政策协调的分化。

　　我们列举了一些数据，美元在疫情冲击下依然是最好的安全资产，微笑曲线依然存在。从2008年和2020年的数据可以看到，危机来了以后，美元和美元资产有比较高的升值率，相应来讲储备货币都有升值。美元及美元国债当前仍然是最好的安全资产，等级秩序依然如果，但其信用将不断受到挑战。

　　2。储备货币国加速扩表和负利率资产

　　从1929-1933年危机中美联储成为“最后贷款人”，并拓展向全球货币；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联储成为“最后的交易商”，抵押债等全面购买，这次是全买(buy everything)，包括购买股票ETF等。2020年的疫情危机，面对不可预测的持续危机冲击，美国更全面推进了“主权信用与最后的交易商”全面合作，采取“直升飞机撒钱”的财政直给模式，形成了无所不能的政府，积极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和提高国家赤字。储备货币国家推动了超级政府，财政赤字扩大，资产负债表扩张货币发行，这是新的政府救助特征。

　　主要储备货币国的通货膨胀目标不一致，英国继续以盯住2%的物价上涨为目标，美联储以“平均通货膨胀率”为目标，强调短期内过高的通货膨胀属于“临时性”，需要更长时间的加权才能制定货币政策，欧洲认为能走出通缩是好的，更为容忍通货膨胀。储备货币国家纷纷改变原有的货币目标和相互协调基准，引起全球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失灵。

　　疫情冲击下欧盟、日本等国家纷纷采取名义利率为负的政策，近来经济平稳，名义负利率资产占全球安全资产的比重在下降。由于发达经济体通货膨胀，实际负利率更为严重，整体看储备货币国家的资产负利率作为一种常态存在。当前发达国家的负利率，后发国家的高利率已经极大地冲击全球经济平衡体系。负利率资产常态化将改变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行为模式，其影响是深远的。

　　储备货币国家在金融政策方面为了自身的利益有了新的一系列的举措，即增加赤字、扩表和降低利率，自我目标设定，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协调功能愈来愈弱，政策协调更无所作为，引起全球金融的震荡。全球新的治理体系需要重构。

　　美国2021年底开始逐步退出量化宽松和2022年进入加息状态又会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重新定价，波动频繁。重构全球金融治理秩序已经是重大的国际议题了。

　　三、中国的应对措施

　　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基于G20去中心化重新整合的新多边主义原则下的全球金融治理秩序讨论和治理机制设计中，增强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而且要做好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波动冲击。

　　1、提高国际金融治理过程中的议事地位与投票权，提高中国在SDR的份额。全球中国经济份额和贸易份额大幅度提高后，提高SDR的地位是必然的战略选择。中国国债已经纳入到全球富时指数，但中国国债提供不足，海外持有持续上升，存量超过10%，新增量超过60%，国内相对持有不足，发展中国以国债为主导的安全资产市场是重要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选择。

　　2、国内金融与财政相协调，增强金融市场韧性，保持与国际深化合作。中国财政与货币相互协调，提供更多的国债等安全资产，并逐步以国债到期收益率为利率目标指引货币政策。

　　3、参与基于G20新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更多地派驻国际金融机构人员，更全面与国际金融组织信息沟通，增强金融的发展效应。中国积极参与到了绿色发展承诺，进一步推动中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具体议案、信息共享等多方面具体行动中。

　　4、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逐步开放资本市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需要规制、组织、信息、政策等多方面与国际对接，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在金融服务方面，积极参与到全球金融风险识别地图，参与到早期风险预警演练和行动跟进的全过程风险控制中，遵循对外开放，促进资本的双向流动。

　　5、中国资本输出本着双赢原则，以提高中国海外净收入目标推动要素输出。中国人口转变后配合一带一路的产业转移和资本输出，形成新的平台。

　　6、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改革和增强汇率弹性机制。人民币币值稳定和其信用基础健康成为了中国高速平稳发展的稳定保障。未来逐步增加汇率弹性是重要的汇率改革步骤。通过增加汇率弹性一方面降低外部套利；另一方面利用外汇弹性吸收外部冲击。提高汇率弹性，提升人民币在国际中的地位，更好稳定实体经济。

（文章来源：新华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