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矛盾”，一直是党史、军史界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也是一个传说已久、均感好奇因而众说纷纭的热点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军内就普遍传说一个口号：“年年讲复古，年年批老帅”，就是年年宣讲恢复古田会议精神，年年批判朱德、陈毅，说他们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夺了毛主席的党权和军权，一直批了近半个世纪。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桩谜案才得以澄清。

现在，关于“朱毛矛盾”仍然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于一个老党史工作者的良知和责任心，我想根据现有能见到的资料，对这个党史、军史上的尖锐的、在过去“鲜为人知”的问题，综合起来，将其产生、发展和克服的过程，比较详细的叙述出来，尽量还其原貌，同时也表示作者自己的看法。所引资料是：当时的刊物《前委通讯》所载林彪给毛主席的信、毛主席给林彪的复信、朱德给林彪的复信、刘安恭的文章等，红四军党的七大决议案、陈毅向党中央的汇报，以及陈毅等老同志的回忆材料。因为采取的是夹叙夹议的形式，不便一一加注了。特此声明。

毋庸讳言，红四军党内的这场争论，是以“朱毛矛盾”来冠名的，也就是说，它是在以毛主席、朱德各为一方来展开争论的；争论的中心问题就是建军原则问题，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如何实行的问题。井冈山时代这些矛盾已经显露出来，但是毛主席一直隐忍未发。因为井冈山时期战斗频繁，平均9天就有一次战斗，所以，党内、军内需要保持高度的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像这样大的原则问题，只能留待以后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来解决。这从毛主席1929年6月14日写给林彪的那封信中盛赞东固红军“是绝对的党领导”，而讥讽红四军在这方面甚至“真是惭愧万分”，就可以得到证明。1929年上半年进军赣南、闽西途中，特别是进入闽西后有了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这个问题却以“朱毛矛盾”的形式爆发了。

问题仍然是毛主席不断发现、不断提出的，斗争却是在朱、毛为代表之间展开的，根本问题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如何实行，而引发矛盾的焦点却是军党委问题——即下井冈山以后，军党委是撤销还是保留的问题：毛主席主张撤销，朱德则主张保留，双方各不退让，加上刘安恭、林彪各拉了一帮人在下面推波助澜，使朱毛矛盾向深度发展。

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前身为工农革命军）内党的组织领导体系的演变是这样的。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工农革命军党的最高组织是湖南省委组织的前敌委员会，毛主席为书记。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来，宣布撤销前委，另组师委，何挺颖为书记，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毛主席被免职（湖南省委代表、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误传毛主席被开除党籍，至4月才知不确）。5月，朱毛会师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次党代会成立军委，毛主席为书记。5月20日，湘赣边界的一大选举毛主席为特委书记，军委书记改选陈毅担任。6月，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恢复3月间取消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指定毛主席为书记。10月湘赣边界党的二大，选举谭震林为特委书记；同时，收到6月4日《中央对前委的指示信》，中央指示“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于是，中央指定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主席为书记，湖南省委前委不复存在。11月14日召开红四军党的六大，按中央指示，选举成立了红四军军委，朱德为书记。前委、军委都是中央指定成立的。中央并规定，特委、军委，统归前委领导。毛主席成为井冈山时期党、军队和湘赣边界地方的最高领导人。

1929年初下井冈山后，2月在罗福嶂前委会议上，经毛主席提议：因军情紧急，人数不多，为指挥便利起见，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这是适应当时情况的“暂时”措施，是必要的，大家都同意。5游击赣南、闽西期间，军队和根据地都有扩大，前委既要管军队，又要管地方，工作多了，颇感兼顾不过来，乃决定恢复“临时军委”。刚好，中央新派来的留苏人员刘安恭到达红四军，于是决定留任书记，同时兼任政治部主任（原为毛主席）。这也是适应当时情况需要的决定，大家也都同意。点燃“朱毛矛盾”导火线的，却恰恰是这个刘安恭。

刘安恭，四川人，参加过滇军，早年留学德国，1924年回国后到川军，在任20军参议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到苏联学习，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参加过苏联红军，军事理论和正规军作战的技战术水平是很高的。1929年回国后即被派往红四军，成为红四军朱、毛以下的第三把手，这是对中央来人的尊重。他和朱德是“同乡、同学、同事”。

但没想到的是，刘安恭履任之初，第一次主持军委会议就公然作出了一条这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事”。——以下级决定上级的工作范围，本来就违背常理了，而竟然决定上级“只能”干什么，无异于也就决定上级“不能”干什么了。所谓叫前委“不要管军队事”，实际上就是叫毛主席不要管军队，而刘安恭的本意实在也是不让前委即毛主席管军队。这不但引起毛主席的不悦，也引起多数人的不同意见。毛主席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一直相信枪杆子，信奉枪杆子，而红四军也是他直接创造和领导的，如今竟然不让他管军队，他怎能容让！刘安恭熟悉苏联红军条令，却不了解“中国特色”的红军建设，因而沿袭了许多苏式教条，他说苏联红军就没有政委制。另下他还提出了什么“完全选举制度”、“轮流坐庄”等，就是说前委书记也不能一直是毛主席。这些言行显然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毛主席说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

5月底，毛主席在福建永定县湖雷村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这当然是毛主席提出的议题。

争论双方各不相让。

“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就应有军委”；“中央有指示，没理由不成立军委”。——这是主张建立军委的同志们的意见。话不多，理由很充分，意见很明确。他们进一步提出更高的理由：过去前委“太管事了”，“权力太集中前委了”；前委不但“包办了党支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有一种议论更尖锐：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看“家长制”倾向。

反对设立军委的同志也有理由：“现在只有四千多人的小部队，并没有多数军”；”行军时多的现在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感”，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他们还质问：“实际上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又避开在设不设军委之理上去谈，而是从政治方面丢过来一顶大帽子：“为要成立军委，便不得不提出旧的理由，攻击旧的指导机关——前委”；“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衡量，——形式主义”；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和前委争权”。

争论中关于军委问题的意见未能统一。毛主席感到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于是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前委决定于6月8日在闽西上杭的白砂村，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解决这个久已存在的红四军中的重大问题。

林彪在会上放言：要成立军委是朱德的“阴谋”，是“希望成立军委以脱离前委羁绊”，并进一步攻击朱德“用手段拉拢部下”，云云。

刘安恭仍然坚持他的意见，并将红四军党内分成两派，说：朱德服从中央指示，是“拥护中央派”；毛主席不服从中央调动，是“反对中央派”，等等。

林彪、刘安恭的这些言论，无论如何，都背离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并因而使“红军内部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及军阀主义残渣有所复发和公开暴露”，也就是说，党内自井冈山时代以来久存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即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趁此来了一次总表演：许多人一时竟将党的原则抛在脑后，也跟着他们公开地无原则、无顾忌地对朱、毛说长道短、评头论足、任意批评。这就严重影响到党内的团结、红军战师、朱毛的威信和工作。

白砂会议上，大家对刘安恭提出了批评。因为刘安恭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在。很快，会议由批评他本人，转到对临时军委组织的表决。最后，41人的扩大会议，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解除，其军政治部主任一职亦由前委委员李任予（后由陈毅）担任，刘安恭改任二纵队司令员。

应当说，在处理刘安恭的错误上，前委大多数成员是比较一致的。但同时把四军军党委撤销了，这个看法就不一致了。刚刚恢复的红四军军党委再次停止办公，其实并没有解决矛盾已深的争议，而且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争议在继续扩大，分歧在日趋严重，继而引起一场更大的风波。

“军委恐怕还是得要，没有军委怎么能行呢？”朱德很忧虑地说。

“有其名无其实，要也没用！”——坚持撤销军党委的毛主席有点揶揄地说。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明显分歧，进一步在部队内引起哗然，大家很快就以不同的方式展开了“非善意”的对攻战。

毛主席向白砂前委会议提供了一份书面意见，有四条：

一、前委军委呈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状态。

二、根本在于前委军委。

三、反对党管一切（如有人说“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认为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自由（如说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成了根本问题。